有一个工人被工厂拖欠工资盒马配资,交涉无果之后,愤而放火焚烧工厂,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?
革命时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,迅速取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。但革命成功以后,资本进入了社会各个领域,把人们身边所有的事物都作价出售,以至于工农联盟这个词语不会再提及,工人和农民成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,而特权阶级出现以后,会有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事出现。特权阶级的人会互相拉关系,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,还会互相把子女安排到重要的部门、重要的岗位,却堵死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。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,阶层之间的分化也就出现了。底层劳动者逐渐失去了话语权,或者说被资本剥夺了话语权,只能出卖自身劳动力。当他们遇到不公平不公正事件的时候,一般不知道向哪些部门反映问题,即便知道,反映了问题也不会得到满意的答复,得不到解决盒马配资,就只能走向极端化的道路。倘若这个工人向有关部门反映,或者打市长热线,很快就能解决问题,他何必要愤怒呢,又何必非得焚烧工厂呢?工人和农民处在社会底层,属于基层的劳动者,本来就没有太多的话语权,一旦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,就要想办法维权,但维权道路艰险而又漫长,耗费太大的成本,他们承担不起。权贵可以维权,可以请律师团维护自己的利益,也可以花很多钱请私人侦探,一旦和底层人发生矛盾纠纷,就会动用法律的武器,甚至会钻法律的漏洞,让底层人无可奈何。
展开剩余74%工厂的老板就钻了法律的漏洞,故意拖欠工人工资,而且扣除工人一个月的工资。不管是拖欠还是扣除都是非法的,但老板钻了法律的漏洞,知道工人不去告状,因为告状花的钱比拖欠他的工资还要多,得不偿失。老板属于资产阶级的人物,而工人属于无产阶级的人,本来就存在着阶级对立,甚至存在着一定的矛盾。老板故意拖欠工人工资,本身就激化了某种矛盾,却往往被人们忽略。这种矛盾属于阶级之间的矛盾,甚至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,权力系统放松了管制,打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,也打造了宽松的法律环境,最终吸引很多资本进入,为资本发展开拓道路,也让资本打造了统一而开放的市场。资本盘活了市场,也促进了经济发展,但同时造成了阶层之间的差距,也造成了特权阶级的产生。虽然人们不再说阶级,总是用阶层来代替阶级,但阶级已经完全产生了,不是阶层那么简单。阶级之间的差距很明显,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很明显。权贵整天歇着就可以挣很多钱,而底层人累死累活却挣不了多少钱,而且权贵堵死了底层人上升的通道。越是这样,越能够显出贫富差距,显出阶级之间的差距。权贵会欺负底层人,不但压榨和剥削他们,而且要做钻法律的漏洞,故意拖欠他们的工资,而底层人就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人。
本来权力系统应该开放言论,应该给予底层人一定的话语权。因为底层人也属于人民,并不能忽略他们。可是权力系统总是在强调人民整体的概念,通过强调这种概念增强自身的权力。人民是一个群体概念,并不会发声,也不会思想。需要有人民的代表来代替人民说话,但人民的代表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,很容易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,而且这种代表会提出一些雷人的建议,浪费公共资源,却没人拿他们说事。如此一来,底层人就彻底失去了代言人,也失去了话语权,当他们受到不公平不公正待遇的时候,投诉无门,或者投诉之后不管用,就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,哪怕铤而走险,也在所不惜。一旦特权阶级掌握了社会优质资源,形成了对权力以及资本的垄断,底层人就会失去话语权,甚至成了被奴役被剥削的一群人,会出现底层互害逻辑。种枣都不吃枣,种豆的不吃豆,种黄瓜的不吃黄瓜,种桃的不吃桃。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东西是怎么种出来的,当然就不敢吃了,而卖到市场上,却可以让别人吃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互害逻辑,种枣的要吃豆,种豆的要吃枣,种黄瓜的要吃桃,种桃子要吃黄瓜。互相换着吃,其实结果是一样的。权贵并不会吃这些东西,而是花高价买绿色食品,吃无公害的食品,要和底层人截然分开,而且每年都体检,甚至聘请私人医生,每天检查身体,聘请营养师,每天合理规划饮食,当然会长寿了。
底层人没有这样的生活,只能挣了钱之后存起来,攒钱办大事。一旦他们遭遇不公平,不公正待遇,就要想办法自己解决,因为走法律途径很可能会赔个底儿掉,花钱办不了事,甚至要被权贵诬陷。并非他们不能发声,也并非他们不能申诉,而是申诉无门或申诉了不管用。在如此的情况下,他们就会铤而走险,因为他们的命不值钱,用命来换公平和公正。老板故意拖欠工人工资,而这个工人要离开工厂不干了,这个时候老板还故意拖欠工资,就很容易引发工人的怒火,最终工人做出了极端的行为,火烧了工厂,损失非常大。工厂老板一夜回到解放前,所有的财产几乎全部烧完,再想东山再起,几乎不可能。老板的工厂并没有入保险,只能自认倒霉。而火烧工厂的工人即便被判刑,也赔不起老板。最终双输的结局令人警醒,只为了几百块钱的工资,或者几千块钱的工资,工人就要放火焚烧工厂,怎么说都是社会出了问题。倘若老板不拖欠工资,工人就不会焚烧工厂。但老板拖欠工资,明显钻了法律的漏洞,知道工人不敢告,也不肯告。以前老板可能用过这样的手段,占惯了便宜,再用这样的手段,却遇到了硬刚的人。
但愿社会法律体系能够更加完善,给予没钱的底层人更多的救助,也但愿社会规则更加规范,权力系统要关注底层人盒马配资,给予他们一定的话语权,也但愿人民的代表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,而不是成为资本家的代表。如此一来,底层人投诉有门,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也能获得有关部门的重视,得到妥善的解决,那么他们就不会铤而走险了。但这些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谈何容易?倘若不给予底层人充分的话语权,不关注他们的诉求,不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待遇,怎么说都不能消除底层的戾气,也不能消除底层互害的逻辑,更不能消除工人为了拖欠工资而放火焚烧工厂的事情。老子说:“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?”到底是谁造成了“民不畏死”局面,人们还是应该深刻反思,权力系统要做出巨大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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